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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8页）

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公开处决的批评在刑法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因就在于，正是在这种形式中，君主的无限权力与民众一直活跃的非法活动以最鲜明的方式汇聚在一起。

判决中的人道性是一种惩罚制度的准则，这种制度应该确定君主和民众二者的界限。

在判决时应该受到尊重的“人”

是这种双重界定的司法和道德形式。

尽管改革作为一种刑法理论和一种惩罚权力的战略，确实是在两个目标的汇聚点发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是由于改革的重点放在后者。

这样做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帝国时期以及整个19世纪，对民间非法活动进行压制成为一项基本任务，改革也因此而得以从设计阶段进入形成制度和一系列惯例的阶段。

这就是说，虽然新的刑义立法在表面上减轻了刑罚，使法律条文变得更明晰，明显地减少了专横现象，并且获得了关于惩罚权力的更普遍共识问I该权力的行使却缺少更实际的划分），但是，这种立法得以维持，实际上是由于非法活动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剧变，需要无情地使用暴力来维持它们的新调整。

任何一种刑法制度都应被看作是一种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活动的机制，而不是旨在彻底消灭非法活动的机制。

对象变了，范围也变了。

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

寻找新的方法使惩罚更适应对象和更有效果。

制定新的原则以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

统一惩罚手段的使用。

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路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

总之，需要建构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和新技术。

这些无疑是18世纪刑法改革最基本的“存在理由”

。

在原理的层次上，这种新战略很容易陷入一般的契约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假设，公民在一劳永逸地接受社会的各种法律时也接受了可能用于惩罚他的那种法律。

这样，罪犯显得是一种司法上的矛盾存在物。

他破坏了契约，因此他是整个社会的敌人，但是他也参与施加于他的惩罚。

任何一种犯罪都侵犯了整个社会，而整个社会，包括罪犯，都出现在任何一种惩罚中。

因此，刑事惩罚是一种普遍化的功能，它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及其各因素的功能一起扩展。

这样就造成了关于惩罚的程度、惩罚权力的合理使用的问题。

在实际上，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对立面。

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

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斗争，因为一切力量，一切权力和一切权利都属于一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保护每个人的问题。

之所以建立这种可怕的惩罚权利，是因为犯罪者成为公敌。

他比敌人还恶劣，因为他在内部打击社会。

他的行为不亚于一个叛徒，一个“怪物”

。

社会怎么能不拥有控制他的绝对权利呢？社会怎么会不主张消灭他呢？但是，虽然惩罚原则应该是在大家的赞同下写进契约的，可是在逻辑上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必然赞同对他们之中侵犯他们整体的人使用极端的刑罚。

“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国家的叛逆。

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是在向国家挑战。

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毁灭。

在对罪犯处以死刑时，我们杀死的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敌人”

。

“惩罚权已经从君主的报复转为保卫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