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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9页）

但是，它此时是与那些十分强大的因素重新结合，因此它变得更可怕。

作恶者不再受到那种淫威的威胁，但是他面对的是似乎毫无界限的刑罚。

这是向一种可怕的“至上权力”

回归。

这就导致了为惩罚权力确立一个适度原则的必要性。

“历史上自诩贤明之士的怪物发明和冷酷地使用了那么多可怕且无用的酷刑。

有谁在读到这种历史时能够不毛骨悚然呢？”

（）。

“法律要我去接受对犯罪的最大惩罚，我怀着因此而产生的满腔愤慨去接受它。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却走得更远。

……上帝啊，你让我们从内心厌恶给我们自己和给我们的人类同胞制造痛苦，你创造的人是那么软弱和那么敏感，那些发明了如此野蛮，如此高超的酷刑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吗？”

（）。

惩罚的适度原则首先是作为一种心灵话语表达出来的，即使是在涉及惩罚社会共同体的敌人时也是如此。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从肉体内迸发出来的呼喊，是看到或想到极其残忍的景象而产生的反感。

刑罚应该是“人道的”

这一原则，是由改革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提出的。

这样，说话者的情感似乎正在直接地表达出来，哲学家或理论家的肉体似乎呈现在刽子手和受刑者之间，用以证实他自己的法则并最终将其强加给整个惩罚结构。

这种个人抒情风格不是表明一种软弱无力吗，即无力为一种刑罚算术找到一个理性基础？在将罪犯驱逐出社会的契约原则与令人“恶心’的怪物形象之间，人们在哪里可划出”

一条界限呢？这种界限如果不是在显露出的人性中，即不是在严峻的法律中或残忍的罪犯身上，那就只能是在制定法律和不会犯罪的有理性的人的情感中。

但是，这种对“情感”

的诉诸并不完全是显示理论上的困境。

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

肉体、想像、痛苦、应受尊重的心灵，实际上不是应受惩罚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入契约的，有权对罪犯行使集体权力的人的。

那种痛苦（因不能减少惩罚而产生的痛苦）是具有铁石心肠的法官和观众所体会到的，这种情感可能带有因司空见惯而诱发的穷凶极恶或是相反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怜悯和宽容：“为那些在可怕的处决中受到某种酷刑的温柔敏感的灵魂向上帝祈祷吧”

（）。

需要加以调节和计算的，是惩罚对施加惩罚者及其声称有权行使的权力的反馈效果。

在此，这种原则的基础是，人们绝不应对一个罪犯，哪怕他是一个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

的惩罚。

如果说法律现在必须用一种“人道的”

方式来对待一个“非自然”

的人周口的司法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非法”

的人），那么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

这种“经济”

理性必定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

“人道”

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及其错球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

“把惩罚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人道的命令，也是策略的考虑。”

’6）

那么，为了理解这种惩罚的技术一政治学，让我们举出最极端的情况，即所谓“最极端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