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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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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控制这些非法活动，针对它们制定新的法律，看来是必要的。

对这些犯罪行为应该予以明确的界定和切实的惩罚；过去对这些越轨行为忽宽忽严，法度不一，现在则需要确定其中何者为不可宽贷之罪行，对犯罪者应予以拘捕和惩罚。

由于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所有非法行使权利的民间活动，不论是静悄悄的受到容忍的日常活动，还是暴力活动，都被强行归结为对财产的非法占有。

在一个实行司法一政治压迫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剥夺劳动手段和产品的社会的过程中，盗窃往往成为在法律上首先需要弥补的重大漏洞。

换言之，非法活动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被改造。

财产的非法占有与权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离。

这种区分体现了一种阶级对立，因为一方面下层阶级最能接受的是对财产的非法占有——所有权的剧烈转移，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要为自己保留权利的非法行使，亦即规避自己的规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使自己获得巨大的经济活动地盘——那些空隙可以在文字上看出来，在实际中因受到宽容而敞开。

这种对非法活动的重大的重新分配甚至还体现在司法机构的分工上。

对非法占有财产——盗窃，由普通法庭审理，给予常规的惩罚。

对非法行使权利——欺诈、偷税、不正当的商业活动，由专门法律机构来调解，归结为罚款。

资产阶级为自己保留了非法行使权利的领域而大受其益。

在这种分裂形成同时，产生了对非法占有财产进行不断打击的需求。

越来越有必要摆脱旧的惩罚权力机制了，因为它是基于多重混杂而又不完整的机构，权力的分散和集中状况只是导致实际上的迟钝无力，惩罚在表面上气势汹汹，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越来越有必要确定一种惩罚战略及其方法，用一种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机制取代临时应付和毫无节制的机制。

总之，刑法改革产生于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的斗争与反对司空见惯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的斗争的汇合处。

如果说刑法改革不仅是纯粹偶然遭遇的暂时结果，那么这是因为在至上权力和地下权力之间，有一个完整的关系网络正在形成。

由于君主主权制度在君主身上增加了额外的重负——一种显赫的、无限制的、个人的、无规则的和没有连续性的权力，这使得臣民可以自由地进行一种经常性的非法活动。

这种非法活动就像是这种权力的对应伴生物。

人们在抨击君主的各种特权时，也就是在抨击这类非法活动。

这两个目标是紧密相联的。

改革者们则根据具体环境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有所侧重。

勒特罗汉就是一个例子。

这位重农主义者是奥尔良低级法院的法官。

1764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流浪问题的备忘录，认为流浪者是滋生盗贼和杀人犯的温床，那些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成员”

，他们在进行着“一场反对一切公民的战争”

，他们在我们中间“以某些人所设想的公民社会建立之前曾存在的那种状态”

生活。

他主张对他们施用最严厉的刑罚（譬如，他表示对下列情况感到惊讶：人们竟然对他们比对走私者更宽容）。

他希望加强治安，希望保安骑兵队在身受其害的居民的帮助下追捕他们。

他主张，这些有害无益的人应“被国家占有，他们应像奴隶从属于主人一样从属于国家”

。

如果必要的话，人们应该在林地组织集体围捕，把他们赶出来，凡抓到一名流浪汉的人都应获得报酬：“杀死一只狼就能得到10英镑的奖赏。

而流浪汉无疑更有害于社会”

（，8，50，54，61一62）。

1777年，勒特罗汉在《关于刑事司法的意见》（）中，主张减少君主的特权，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视为无罪，法官应该是他们（指君主和被告——译者）与社会之间的仲裁者，法律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十分精确的”

，使臣民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使司法长官仅仅成为“法律的喉舌”

（，31，）。

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在勒特罗涅看来，限定惩罚权力的斗争是和对民间非法活动进行更严格和更经常的控制的必要性直接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