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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楔形双肩大石铲 骆越先民的文明密码与稻作史诗（第2页）

石铲的材质多为页岩和板岩，这类岩石具有独特的“记忆特性”

——经过长期使用后，石材表面会形成一层温润的包浆，记录着使用者的痕迹。

在忻城三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多件石铲表面有红色赤铁矿涂抹痕迹，推测是祭祀时涂抹的“血液”

，象征石铲与神灵的沟通。

更耐人寻味的是，部分石铲采用玉质材料。

在武鸣岜旺遗址出土的一件玉质石铲，玉料来自云南腾冲，经鉴定为透闪石软玉。

这说明早在五千年前，骆越先民已通过“玉石之路”

与西南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其文明辐射范围远超想象。

三、考古实证：从泥土中复苏的文明记忆

（一）大龙潭遗址的惊世发现

1979年，隆安县大龙潭遗址的发掘震惊考古界。

在82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出土231件石铲，其中完整器占85%。

这些石铲以同心圆状排列，刃部朝天，柄部朝下，中央摆放着烧土堆和螺壳堆，形成“祭坛”

布局。

更令人称奇的是，部分石铲表面残留着稻谷壳印痕，证实其与稻作农业的紧密关联。

碳十四测年显示，这批石铲距今约4750±100年，正值良渚文化鼎盛期。

但与良渚玉器的贵族属性不同，大龙潭石铲分布广泛，几乎每个聚落都有出土，显示出骆越文明的全民参与性。

（二）祭祀场景的神秘重构

在忻城三堆遗址，考古人员发现更为复杂的祭祀遗迹。

四座土堆呈北斗七星状分布，中央土堆底部用9件石铲围成圆圈，刃部指向圆心，中间放置着烧骨和炭化稻米。

这种布局与《越绝书》中“骆越之民，尊天事鬼”

的记载相吻合，暗示石铲在骆越宗教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石铲出土时伴有陶片和蚌器，陶片上的绳纹与大溪文化陶器相似，蚌器则与河姆渡文化同类器物如出一辙。

这表明骆越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长江流域文明存在密切交流。

四、价值重估：骆越文明的多维密码

（一）稻作文明的实物见证

楔形双肩大石铲的出现，标志着骆越地区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在恭城牛路冲遗址，考古人员发现碳化稻米与石铲共存，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稻，距今约4800年。

这比岭南其他地区的稻作遗存早近千年，证实广西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石铲的分布范围更揭示了稻作文化的传播路径。

从隆安、扶绥到越南北部的广宁省，石铲遗址呈带状分布，与现代水稻种植区高度重合。

这种“大石铲文化带”

的形成，得益于骆越先民通过左江、右江水系进行的文化传播。

（二）社会结构的文明刻度

大石铲的制作和使用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