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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担忧（第1页）

王国良这里所说的风险，当然指的主要还是上海有关方面的对“星期日工程师”

这种流动技术人员的不认可和设置的种种限制障碍，甚至是批判和处分。

他的这种担心和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和无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从上海市来讲，对这种类似“挖墙脚”

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归结起来，很多单位的领导对“星期日工程师”

主要有“三怕”

：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

干“私活”

，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

，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

。

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

，“搞私活捞外快”

，严重的还曾遭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所以上海检察机关经常以对内办受贿，对外办行贿的名义，接二连三到江浙一带和上海乡下等地抓人。

这其中，有收容审查的，有取保候审的，甚至还有直接批捕的。

把很多地方的乡村干部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到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王国良的根据，他们学校就有两位老师，都有“星期日工程师”

的经历。

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果不同，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尤深，印象深刻。

现在和他一个教研组的杨老师，本来从事的是无线电的研发和教学工作。

两年前，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

事情办成后，当地的乡镇企业领导塞给他一只信封，杨老师不敢要。

但是对方最后还是硬塞给了他一条黑鱼、一只甲鱼，盛情难却，他只好带回来上海。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还被告发到了学校。

学校很重视这件事，支部书记专门找杨老师了解，让他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在教职工大会上还作了深刻检查。

这件事当时在王国良他们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的反响。

要命的是，这位杨老师当时正是申请入党的关键时刻。

因为这件事他还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

，他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最终落地。

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被调离了课堂理论教学岗位，照顾到王国良他们的实训部门。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就断了“星期日程师”

的念想，不管是谁来相请，再也没有出去做过技术咨询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还有一位老师，姓郭，是高级工程师，老家江苏常州。

其时他老家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找他，家乡甚至愿意出10万元请他回去办厂。

这时候王国良他们老师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这就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但是这位老师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绝了。

其实，上海大国企和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上海户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