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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8页）

（实际上，陪审团也往往认为规定的刑罚太苛酷，因此在量刑时尽量从宽。

）而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不断地增强。

1760年，布莱克斯通普列举出英国法律所规定的160种死罪。

到1819年，死罪增加到223种。

其次，我们还应考虑年；旬的各种反复。

在奥地利、俄国、美国以及立宪会议时期的法国都曾进行急剧的改革，然后在欧洲反革命时期以及年的社会大恐慌时期则出现倒退；紧急状态时期的法庭和法律也造成暂时的变化；在法律和法庭的实践之间也有差距（法庭的实践绝不会如实地反映立法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世纪初的转变显得参差不齐。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到1840年多数变革已经实现，惩罚机制也相应地采用了新的运作方式，但是这一过程远未完成。

减少酷刑的潮流是以年的大转变为背景的，但并未在这一时期终结。

可以说，公开处决的习俗长期以来纠缠着我们的刑罚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法国，断头机这种迅速完成死刑的机器体现了一种关于合法死刑的新伦理。

但是，大革命随即赋予它一种大型戏剧仪式。

在许多年里，它提供了一种景观。

因此，不得不将它移到圣雅克要塞；用封闭的马车取代敞开的囚车，把犯人从车厢直接推上断头台；在人们没有料到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处决。

最后（在1939年处决魏德曼之后），为了防止公众接近，断头机不得不设在监狱里，并且封锁通往监狱的街道，秘密执行死刑（如1972年在桑戴处决布菲和邦当）。

描述现场情况的目击者甚至会被追究，以此来保证处决不再成为一种景观，而只是法律与其制裁对象之间的一种奇怪的秘密。

我们必须指出，那么多的防范措施表明，时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种景观，因而必须切实地禁止围观。

同样，在19世纪中期，对肉体的摆布也尚未完全消失。

无疑，惩罚的重心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剥夺财富或权利。

但是，诸如强制劳动、甚至监禁——单纯剥夺自由——这类惩罚从来都有某种涉及肉体的附加惩罚因素：限量供食，性生活被剥夺，体罚，单人囚禁。

这些难道不正是监禁的客观必然结果吗？事实上，即便是最单纯的监禁也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肉体痛苦。

一种针对19世纪初教养制度的批评认为，监禁作为惩罚是不够的，因为囚犯与许多穷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么挨饿受冻，而且被剥夺的更少。

这种批评提出了一种从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应该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体痛苦。

把惩罚与附加的肉体痛苦分开是难以做到的。

怎么可能有一种非肉体的惩罚呢？

因此，在现代刑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

的痕迹。

这种痕迹从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

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这是法律史学家所谙熟的现象。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笼统地视之为一种数量现象：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

。

实际上，与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紧换。

那么，惩罚强度是否减轻了呢？结果或许如此。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它施加到什么上了呢？理论家们在1760年前后开创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时代。

他们的回答简单明了。

答案似乎就包含在问题之中：既然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

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

马布利“明确彻底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