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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人的肉体（第4页）

的进程，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

再者说，与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确统一的法典和。

司法程序的制定相比，与普遍采用陪审团制度、确定刑罚的性质以改造教养为主以及自19世纪起愈益明显的因人量刑的趋势相比，这种变化又算得了什么？不那么直接的肉体惩罚，在制造肉体痛苦的技术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温和的折磨，这些不应被视为更深刻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一种附带的结果吗？但是，毕竟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几十年前，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

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阴森的惩罚盛会虽然在各地还时而零星地出现，但毕竟在逐渐消逝了。

在这种转变中有两个进程。

它们不是同步的，而且原因各异。

第一个进程是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消失。

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

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首次废除，后来虽曾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在1830年被再次废除。

示众柱刑在法国于1789年废除，在英国于1837年废除。

在奥地利、瑞士以及美国的一些州，如宾夕法尼亚，曾使用囚犯从事公益劳动，如清扫城市街道、修整公路。

这些身穿囚衣、剃了光头的犯人“被带到公众面前。

对这些懒汉和恶棍的嘲弄，常常激怒他们。

他们很自然地会对挑衅者进行疯狂的报复。

为了防止他们以牙还牙，给他们戴上铁颈圈和脚镣，上面还绑着炸弹。

他们拖着铁链，从事丢人现眼的杂役。

警卫县挎刀剑、短论和其它武器进行监督”

（：《短论集》，（转引自，24）。

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各地实际上废除了这种做法。

在法国，公开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续到1831年，并受到激烈的批评。

雷阿尔（Real）指责说，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场面”

。

这种做法最终在1848年4月被废除。

以往用铁链拴成的囚犯队伍跋涉整个法国，远至布雷斯特和土伦。

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显眼的黑色囚车。

惩罚逐渐不再是一种公开表演。

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种戏剧因素都逐渐减弱了，仿佛刑罚仪式的各种功能都逐渐不被人理解了，仿佛这种“结束罪恶”

的仪式被人们视为某种不受欢迎的方式，被人们怀疑是与罪恶相联的方式。

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

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

早在1764年，贝卡利亚（）”

就指出：“极其恐怖的谋杀被人们不动声色地、若无其故地重演着”

（）。

公开处决此时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

因此，惩罚将愈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

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它的效力被视为源于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受惩罚的确定性，而不是公开惩罚的可怕场面，应该能够阻止犯罪；惩罚的示范力学改变了惩罚机制。

结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与其实践相连的暴力而承担社会责任。

如果它过于强硬，开了杀戒，这也不是对本身力量的赞颂，而只是它的一个因素，是应该予以容忍的，也是很难说清的。

责难被重新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