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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惩罚的温和方式（第5页）

应该散发和张贴告示，标语和象征物，让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其意谓。

关于惩罚的宣传不应具有肉体恐怖效果，而应是打开了一本供人阅读的书籍。

勒-佩尔蒂埃建议，让民众每月参观一次犯人，“在悲惨的囚室里，他们将看到门楣上的醒目文字，即犯人的姓名，罪名和刑罚”

（一330）。

几年后，贝克松（）“根据简单的军事化的帝国仪式，设想了一整套刑罚标志：“押送死刑犯赴刑场的囚车，将裹上或涂上黑红二色；如果他是卖国贼，他将穿着前胸后背都写着‘叛逆’字样的红袍；如果他是找父或武君者，他的头部将被黑纱罩住，他的衬衫上绣着他行凶用的匕首或其他凶器；如果他是投毒者，他的红色衬衫上则绣着毒蛇和其它有毒动物”

（一25。

该设想是呈递给巴伐利亚国王的）。

这种形象易懂的教训，这种仪式化的符码灌输，应该尽可能地经常重复。

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

时间的持续能使惩罚对犯人生效，也对观众有教益。

后者应该能够随时查阅这本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永久性词典。

秘密的惩罚是事倍功半的惩罚。

应该让儿童参观执行刑罚的场所。

他们在那里会学到公民学。

成年人应定期重温法律。

让我们把惩罚场所设想为星期日供家庭游览的“法律公园”

。

“我认为，如果不时地向民众的头脑灌输关于维护社会秩序、关于惩罚的效用的话语，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会走向矿山和工厂，并默默思索那些犯人的可怕命运。

这种朝圣会比土耳其人到麦加朝圣更有碑益”

（）。

勒-佩尔蒂埃也认为，这种惩罚的能见性是新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某些特殊时刻，民众的出现往往会使犯人感到羞愧，因犯罪而处于悲惨境地的犯人的存在会给予民众的心灵以有益的教（）。

早在罪犯被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之前，他就被视为一种用于教育的资料。

过去，人们对犯人做慈善性探视，分担他们的痛苦（这种做法是在17世纪兴起的，或者说是重新兴起），而现在，人们则主张让孩子们去了解法律制裁犯罪的益处——这是秩序展览馆中的生动课程。

6．这将有助于在社会中扭转关于犯罪的传统话语。

怎样才能消除罪犯享有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荣耀？这是18世纪法律制定者们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

怎样才能抑制历书、传单和民间故事对重大罪犯的冒险活动的颂扬？如果重新灌输惩罚符码的工作做好了，如果哀悼仪式搞得恰如其分，那么犯罪就只会显得是一种不幸，罪犯也只会显得是一个应该放在社会生活中重新教育的敌人。

能够取代那些把罪犯颂扬为英雄的赞美歌的，只有障碍一符号。

这种符号通过利害权衡而产生对惩罚的恐惧，从而遏止犯罪欲望。

这种符号将在人们的话语中流传。

这种正面机制将充分地在日常语言中运作，而日常语言则不断地用新的理由来加强它。

话语将变成法律——普遍重新灌输符码的经常性原则——的载体。

民间诗人最终会与那些自称“永恒理性的传教士”

联合起来，变成卫道土。

“由于头脑中填满了这些恐怖形象和健康观念，每一个公民都会把它们传播给全家人。

子女们围在他身旁，出神地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述这些故事，他们的年轻头脑将不可磨灭地接受犯罪与惩罚的观念，尊重法律和热爱祖国、尊敬和信赖行政长官的观念。

乡野鄙夫也会目睹这些榜样，在茅舍之间加以传播，追求高尚美德的趣味将在这些粗俗的心灵中扎根。

那些歹徒会因看到公众其乐融融而灰心丧气，害怕四周都投来敌视的目光，从而放弃即刻便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图谋”

（）。

因此，人们应该设想一个惩罚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