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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第6页）

正如教养技术的方案是伴随着惩罚性拘留的原则同时产生的，对于监狱及其各种措施的批评也早在同一时间（年）就出现了。

这些批评体现在一些习惯性的说法中——这些说法延续至今，除了数字之外，几乎毫无变化。

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

虽然监狱扩大、增多或受到改遣，但犯罪和罪犯的数量依然如故，甚至还增多了：“在法国，人们统计大约有人是公然与社会为敌的。

人们可使用的镇压手段有：断头台、铁项圈、三艘囚犯船、19个中央监狱、86个司法监狱、362个拘留所、2800个区级监狱以及各警察所的2238个囚室。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犯罪数字并没有下降，……惯犯的数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博爱报），1842年2月10日）。

拘留造成了累犯。

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

囚犯中的前囚犯比例很高。

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这个数字是德-罗什福科（年12月2日辩论刑法典改革问题时提供的，见《议会档案》，一年，在近名被判重刑的人中，有大约7400名是累犯（即4．7：1），在ZO多万教养犯或轻微违法者中，近人是累犯（6：1），总计起来，每5．8名被定罪者中就有一名累犯（，自276页起）。

1831年，在2174名被定为累犯的人中，有350人出自囚犯船，1682人出自中央监狱，142人出自四个实行与中央监狱相同制度的劳改监狱（，同上）。

在七月王朝期间，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m35年判刑的7223人中有1486人是累犯；1839年判刑的7858人中有1749人是累犯；1844年判刑的7195人中有1821人是累犯。

鲁斯（I。

OOS）监狱的980名囚犯中有570名累犯，默伦（）监狱的1008名囚犯中有745名累犯（一367）。

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每年有7000人被交还给社会，……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7000个犯罪或腐化根源。

我们只要想一想，这批人在不断扩大，他们就在我们周围生活和走动，时刻伺机作乱，利用社会的每一次危机来一试身手，那么我们怎么能对这种局面无动于衷呢？”

（博象和托克维尔，22一23）。

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

这是它强加给囚犯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

无论他们是否被单独囚禁，也无论他们是否做无用的工作（他们将因此而找不到工作），总而言之，都没有把他们“考虑成社会中的人，这是要创造一种非自然的、无用的、危险的生存状态”

。

监狱应该教育囚犯，但是，一种以有理性的人为对象的教育体制怎么能把逆自然本性而运作当作自己的目标呢？（I．UC。

｛，）。

由于监狱对囚犯实行强制性限制，这也会造成过失犯。

监狱是执行法律、教育人尊重法律的机构，但是它的全部运作都具有滥用权力的形式。

监狱管理专横跋扈：“犯人所怀有的冤屈感是造成其桀骜不驯性格的原因之一。

当他看到自己因不公正而受苦——而这不是出于法律的规定，他就会逐渐习惯于对周围的一切忿忿然。

他会把任何政府人员都看成刽子手。

他不再认为自己有罪。

他诅咒司法本身”

（）。

看守人员腐朽，畏缩，低效：“一千到一千五百名犯人在三十到四十名监管人员的监视下生活。

后者只有依赖告密者才能维持住某种程度的安全，也就是说必须依赖他们自己所精心散播的腐败。

这些看守是什么人呢？退伍士兵，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由他们组成看守歹徒的行业”

（《博爱报｝），1842年3月）。

监狱利用刑罚劳动进行剥削，而这种劳动在现有条件下不具有任何教养性质：“对于奴隶贸易人们会义愤填膺，口诛笔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