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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狱（第8页）

一法官的社会里。

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

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

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

，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

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

5．社会的“监狱结构”

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由于本身性质的缘故，惩罚机构基本上能够适应新的权力经济，适应形成满足这种经济所需要的知识的手段。

它的全景敞视运作使它能够起到这双重作用。

由于它具备固定、划分与记录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为客体化的无穷尽的检查活动得以发展的最简单、最原始、最具体但或许最必要的条件之一。

如果说在“刑讯”

司法时代之后我们进入了“检察”

司法的时代，如果说检查方法能够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广布于整个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各种繁多而相互重合的监禁机制。

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源出于监狱。

但是，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

（）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

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与客体化重合的技术。

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

这种权力一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

则是这种权力一知识的盔甲之一。

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介入、这种支配一观察的对象一效果。

6上述这些无疑可以解释监狱这个从一开始就受到诋毁的小发明为何极其牢固。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为国家机器服务的镇压或排斥工具，那么它会比较容易地改变自己赤裸裸的形式，或寻找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替代方式。

但是，因为它植根于权力的机制与战略之中，所以它能以巨大的惯性力量来应付任何改造它的尝试。

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当改变监禁制度的问题被提出时，反对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本身。

阻力不是出自作为刑事制裁的监狱，而是出自具有各种决断、联系与超司法结果的监狱，作为处于一个普遍的纪律与监视网络中的中转站的监狱，在一种全景敞视制度中运作的监狱。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意味着它一旦确立就成为我们这种社会永远不可或缺的。

相反，人们可以确定这样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在使监狱得以运作的连续进程中能够对监狱的用途加以重大限制并转变其内部功能。

无疑，这两个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展开了。

第一个进程是，减少被当作一种被封闭与被监视的特殊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处）。

譬如，同政治与经济机构有直接联系的重大国内或国际非法活动（金融方面的非法活动、情报工作、武器与毒品交易、资产投机生意）表明，带有土气的而且引人注目的过失犯罪劳动力被证明是无能的。

再如，从范围稍小的例子看，只要通过出售避孕套或间接地通过出版物、电影或歌舞剧就能够更有效地对淫乐进行经济榨取，古老的卖淫体系就丧失了其原有的许多效能。

第二个进程是，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法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它们获得愈益重要的权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

现在，随着医学、心理学、教育、公共援助、“社会工作”

等承担了愈来愈多的监督与评估权力，刑法机构也将能够变得具有医学性、心理学性与教育性。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监狱借助它的教养话语与它的加强过失犯罪的效果之间的裂痕把刑罚权力与规训权力联结起来时，监狱所体现的转折作用也就变得没有那么大了。

在所有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它们的使用正在变得愈益严格）中间，监狱的特点及其作为联结环节的作用正在丧失原有的某种目的。

如果说围绕着监狱有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它是否应该具有矫正作用，也不是法官、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在监狱中行使比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甚至也不是我们究竟应该要监狱还是要其它某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