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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4页）

由于这些机构太多，彼此相互抵消，不能笼罩住整个社会实体。

它们的相互重叠反而使刑事司法有无数的漏洞可钻。

造成这种不完善状态的原因有，风俗习惯和司法程序的差异（尽管1670年颁布过统一的法令），职责之间的冲突，每个机构都捍卫各自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以及王权的干预（通过赦免来阻止或减轻判决，将案件移交枢密院或者对司法长官、对比较严厉的正常司法活动施加直接压力）。

改革者们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当权者的缺点或残忍，不如说是针对一种糟糕的权力体制。

下层司法机构的权力太大，再加上被定罪的人贫困无知，这些机构可以无视上诉程序，在没有足够监督的情况下武断地进行判决。

检察机构的权力太大，几乎拥有无限制的调查手段，而被告实际上赤手空拳地对付它——这使得法官有时过于严厉，而有时矫枉过正，变得过于仁慈。

法官手中的权力太大，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将不足为凭的证据当作“合法”

的证据，而且在刑罚的选择上他们有过多的自由。

“君主的司法官员”

的权力太大，这既表现在他们与被告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与其他法官的关系上。

最后，国王的权力太大，他能够中止法庭的司法活动，改变它们的判决，撤销地方法官的职务，放逐他们，用遵照君主意志行事的法官取代他们。

司法的瘫痪状态与其说是司法被削弱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权力分布杂乱无章，权力集中于若干点上，造成了冲突和断裂。

这种权力功能失调与中央的权力过大有关。

后者可称之为君主的“至上权力”

（）。

这种至上权力将惩罚权力视为君主的个人权力。

这种理论上的同一使国王成为“正义之源”

，但是其实际后果甚至表现为反抗他和限制他的专制统治。

由于国王为了筹集资金而将出售“属于”

他的司法职位的权利据为己有，他就与占有那些职位的司法官员发生冲突，后者不仅是难以驾御的，而且是无知、自私且不可靠的。

由于他不断地设置新的职位，这就使争权夺利的冲突大大增加。

由于他对他的“官员”

太直接地发号施令，授予他们几乎是独断专行的权力，这就使司法官员内部的冲突愈益激化。

由于他使法律与宪兵司令或治安长官的大量即决裁判或行政措施发生冲突，他就打乱了正常的司法，使后者有时宽松而不一贯，有时又十分草率而严厉。

人们所批判的不是或不仅是司法特权、司法的专横、年深日久的傲慢及其不受控制的权利，而是或更主要的是，司法集软弱和暴虐于一身，既耀武扬威又漏洞百出。

批判的矛头尤其指向这种混合体的本原，即君主的“至上权力”

。

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即使是在最一般的表述中，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利，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

，使权力分布得更加合理，既不过分集中于若干有特权的点上，又不要过分地分散成相互对立的机构。

权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

’4）刑法的改革应该被误解为一种重新安排惩罚权力的策略，其原则是使之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

总之，改革是为了既增加效应又减少经济代价（通过使之脱离财产制度、买卖制度以及在获取官职和做出判决方面的腐败体制）和政治代价（通过使之脱离君主的专横权力）。

新的刑法理论实际上是与一种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

相呼应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

的根源并不是单一的原因。

改革并不源于那些将自己视为专制之敌和人类之友的开明人士或哲学家，更不源于那些反对鼓动改革的法院人士的社会集团。

更准确地说，并不仅仅源于他们。

在这个重新分配惩罚权力及其效果的全面规划中，聚集着各种不同的利益。

改革不是在法律机制外面酝酿的，也不是反对该机制的一切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