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失败将要承受什么的结果。因此他相信其还有后援,可是谁自己一时还没有查不清楚,而这种潜在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
不过让赵昺想不通的是姚良臣等人为啥要冒愿这么大险搀和进来,从非利不斗的角度上来说违背了这个常理。姚良臣虽然被从相位上扒拉下来了,但其转做户部尚书也算没有屈就他;魏天中的才能并不出众,可自己一直也没有将其撤职;而陈宜中出走占城事情没办成,还滞留多年不归,自己也没将其怎么着,此后连监视人都撤走了,表明以放过他了。得知他偷偷回国,亦只是装作不知,只要老老实实的呆着就算了。
换句话说,陈宜中等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引发政局动荡,首当其冲的是危害到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人身的安全。而他们如此做,以赵昺所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么就是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以当前的情形看,不过是做个权臣,当皇帝却不见得有那么大胆儿,且以他们的岁数恐怕也等不到篡位的那一天了。
面对有人‘谋逆’的企图,文天祥和一干军将都以为应该用霹雳手段迅速镇压,将他们明正典刑以正国法,而不是用报纸将他们搞臭这种‘温和’的手段,让他们知难而退。可赵昺觉得对对方的精神进行打击,迫使对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崩溃的方法,与威慑手段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作用于对方心理,区别在于威慑大多是行动前的一种预先措施,而惩戒是行动失败后的一种补救式手段。
对于权力斗争中的批判,想来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无非就是对对方的语言和行为加以批驳,使其丧失合理性。批判包括操控者个人的批评和发动群众的批判,其最终指向即通过批判,孤立对方,使其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人人喊打的绝望境地;至于影射,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虽然不对对方直接构成攻击。但是通过迂回手段,解构对方的逻辑、观点、主张等等,使对方丧失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能够达到孤立、丑化对手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批评还是影射,都是精神敲打的一种方式,都是一种刚性操控的手段。如果运用得好,就能够使得受控者深受触动,从而迫使对方不得不听从施控者的摆布,放弃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算的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之一。若是失效,亦可以迅速转变手段,果断采用武力进行镇压。也就是说如果能威慑,就威慑;威慑不成功,才用惩戒手段。
当然对于自己的安排,文天祥觉得过于冒险,一旦他们觉得事情已经败露铤而走险,即便别镇压也同样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刚刚重回江南的行朝来说。对于其担心,赵昺以为若是站在丞相的角度上看也不为过,且十分妥当,那是因为其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实力,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地位的不同,看待问题高度所决定的。
赵昺也自然清楚事情一旦失控自己面临的风险,但他觉得值得一试。因为他清楚越是超脱权力,才越能得到更大的权力;越是计较于权力的得失,才越会失去的更快。能够超脱权势,不把自己的所得看得多么重要,才能够放开手脚。老理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谓的大胸襟、大抱负、大胸怀,也皆来自于此。
当年秦始皇之所以敢于冒着战败之后灭国亡种丢掉权力的危险,执着得反复发动战争,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国力超级强大,发动战争要掠夺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其没有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多么重,且没有多么在意自己的所得而害怕所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其宁愿以自己秦国的江山为赌注,来博一把天下一统的大业。
如果你极在乎一样事物,你会拿他当作赌注么?可六国国君爱惜自己的宝座,珍惜自己的权力,谁也不敢贸然挑起战争,生怕一个不慎,把自己的宝座给毁了。秦始皇则把自己的江山当赌注,甘冒如此大之危险,他又岂能是斤斤计较于权力的人?对于《英雄》中讲的秦始皇爱惜天下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赵昺如今绝对不敢苟同,其中扯淡的成分太多,那绝非是其真实的意图。
自然赵昺亦不会那自己得来不易的皇位不当回事儿,这可是自己当初费劲心机一点点争取来的。且费尽心力的经营,才像燕子筑巢似的一点点的构筑起自己的国家,让他轻易拱手让人怎么可能。现在他看似无所作为,只是利用宣传手段向对手施压,并操控朝臣阻止对手的步步紧逼。实际上是采用待机而动的策略。
以赵昺的理解待机之道暗含着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养精蓄锐。当时机不利时,就退回来,养精蓄锐,自己积累力量;二是以静制动。三是后发制人。对手先发,我以不动而应之,使对手无处着力;等到我看准时机,找到对方破绽,再一出手能而将对方制服。
老子也曾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又说“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说明老子很重视静,认为静是动的根源。而把这个道理用在待机之道中,就是以静制动,保持不动,观对方之动,在对方动中寻其破绽。
此也是后发先制的精髓,初时看似处处被动,其实却是步步为先。从敌手的行动中先一步洞悉其企图,掌握其实力,待时机成熟一战而下,制敌于死地,让其再无还手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