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秦虽二世而灭,但是其制定并实行的社会制度却得以保留千年,为历朝历代所效仿。可见一制度”既是“大一统”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大一统”藉以长久维持的不二选择。”
“陛下所言甚是!”陆秀夫接言道,“汉代秦后,推行以儒治国,曾反对秦制的儒士却极力倡导‘大一统’,彼时的儒士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新儒学则是政事练达的条件。”
“汉儒对传世儒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弥补了以法治国造成道德缺失的困境,使得任何朝政的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王的权威加以限制,借此完善了国家制度。可以说彼时的儒家已然异化成为吏治国家的儒家,建立起支撑此后千年的政治体系!”
“可见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汉儒爱好功成名就远甚于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而此正统已非彼正统了。”赵昺略带讥讽地笑道,“汉家走的其实是一条彻底吏治之路,正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其实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也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而正是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汉的吏治才真正得以稳固。”
赵昺的话可谓十分直白,等于扒掉了人家的遮羞布,让几人都有些尴尬。看看几人面色都不大好,他识趣的添火烧水,不再多言。而心中却是腹诽不已,自己说的已经够含蓄的了,事实上更为不要脸。
若是以法治国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而号称开创以儒治国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可汉帝国是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
待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也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而儒士们在入汉后反而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不过赵昺以为自己这个半吊书袋子都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那眼前的三位大儒也定然清楚。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而作为后世的研究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就知道的事实,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只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那么这种肤浅的认识便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
“陛下,历代以儒治国,也不无盛世频现。而以王道治国才可长治久安,以霸道施政终难逃一代而衰!”刘因怎能听不明白其中的变故,但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坚持,似在挣扎道。
“静修先生误会了,治国非是纸上谈兵,也非几句所谓圣贤之语就能实现理想,而是要因时而动,不能固守旧制。”赵昺言道,“儒学以内诚为主,以仁义礼智信为显,依靠儒学本仁的态度,至诚的思想境界,以此施仁政、教化百姓,那也需是和平盛世。而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却无法平动乱,聚财富,需要的是以严刑厉法建立的制度!”
“即便盛世来临,国制也应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治理国家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而许多大儒注重理论却缺少施政能力自然应当慎用。当然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恢复古制更不可取,周制早已不合于当下的社会实际,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
“难道制度就能实现社会公平,让百姓安乐,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吗?”刘因只觉南朝皇帝的话虽然不多,但皆切中时事要点,让他难以辩驳,只能为维护儒家的尊严而反问道。
“静修先生过于执拗了!”邓光荐看着眼前的刘因,仿佛看到初入仕途的自己,心怀大志,欲一展才华却与时事格格不入处处碰壁,暗自叹气插言道。
“天下哪里有绝对的公平,但我朝皇帝欲建立起大致公平的社会制度后,上下统一,普天之下实施一制度。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皆必须共同遵奉同一的社会制度,这才是维护‘大一统’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