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评荒政弊端多达四十余处,二十余种之多,如郡县官吏专事催办财赋而讳言灾伤;州县之官有压制百姓不准报灾的,勘灾之官有不敢报明受灾实情的;守令贪丰熟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荒报丰熟;里正则生怕勘灾审户官员一来需破费招待,便胡乱承认丰收,以免花费,不顾来日灾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讳灾之弊。
又如审户、发赈时,强者能得,弱者难得;近者易得,远僻难得;胥吏里正亲近者多得,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少得;发赈或已深秋,官吏复令核实,让饥民自备糇粮,数赴放赈处点集“作秀”,常常是踏雪空手而归,批评审户、发赈之弊。董煟还抨击赈济检放太慢、赈米掺拌沙石、遣使忧民、审户滥收小费、对捐钱米助赈者颁赏不及时、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流民等,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举措。
董煟从从吏治的角度,对地方官吏施行荒政提出要求,把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利于赈灾救荒,必然惹得官场上从上至下的抵制。此外宋朝不抑土地兼并,贫民下户极多,而中产之家又赈贷不到,一遇水旱,百姓狼狈无策,只得流离或成饿殍的惨状,他提出实行对贫民下户有利的蠲免政策,又得罪了整个乡绅集团。
由此可见,赵昺觉得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能臣干吏,没有好办法,关键还在于好政策能否得到实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于统治者是否存在爱民的思想,是否愿意为民做事,是否敢于对抗利益集团。而这也是他当前应该做的,却不是仅仅纠结于救灾的具体方式和方法。
赵昺琢磨透了其中的道道,只是在廷议上说此书不错,参会之人能坐到当前的位置上,哪个不是通透之人。会后,立刻命人寻来通读,然后立刻刊印,并以此作为指导救灾抗灾的蓝本,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从而一场初现的蝗灾在上下的努力下,在尚未形成飞蝗的时刻就被扑灭,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灾害……
转眼进入了五月,天气日益炎热。此时蒙元方面传来消息,铁穆耳已经护送真金灵柩离开大都前往上都,贺惟贤率领左翊卫军护送。这标志着蒙元的汗位之争已经进入尾声,人心思定,两国边界地区日趋稳定,商贸往来却越来越红火。
不过这时赵昺并没有放松战备,沿边的禁军虽已后撤,防务交予各州府边军,但依然在加紧训练。同时枢密院和兵部也会同高级将领在研讨再次北伐的策略,制定作战计划和应急预案。
秘书监的工作除了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公务外,还取代了部分翰林院的职责,要为皇帝出谋划策。而近日枢密院上报了对蒙元作战的方略,一帮胥吏们便就此展开讨论,而路过的赵昺觉得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便也坐下旁听。
枢密院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川蜀为基地向北展开进攻,夺取陕甘,图谋漠南,切断蒙元向北的通路,从而为将蒙元主力聚歼于中原地带赢得战机;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兵力于淮北地区,向北展开攻击,攻略河南、河北,直取大都,收取燕云地区,实现将蒙元逐出中原的战略。
针对这两个方案,秘书监也分成了两派。以倪亮和徐无难两位军事将领为首的主张西进,他们以为夺取陕甘,占据漠南,则可以毁掉蒙元的根基,断其归路。从而避免蒙元残敌北窜,依旧以漠南草原为根据地南侵,导致边患不断,不得不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的兵力。
而以陈识时为首的文官们则支持东进方案。他们以为川蜀交通不便,以现在的状态无法支持大军作战,仍需要从江南和湖广调集粮饷辎重,劳师远征给朝廷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而且从川蜀出兵是仰攻,部队又难以展开,一旦失败损失惨重。
但当下我朝已经占据应天府一线,又有运河之便,便于调集兵力,运输物资,又利于大军的展开,即可突破一点长驱直入,又可分路进攻迂回包抄,还能利用水军从海上登陆,配合作战。且一路北上没有险隘,攻取大都意义重大,等于摧毁了蒙元政权,报了灭国之仇。
“张郎官,汝支持哪个方案呢?”两个方案可以说各有优势,同样也有缺陷,众人争的很厉害,而张颂在旁若有所思,一言不发,赵昺看向其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