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匪患爆发的频率如此之高,也是真没谁了。
“陛下,鲁地虽然孔孟发源之地,墨家却也是起源于鲁,盗匪奉为祖师的盗跖亦是鲁人。而墨家以‘万事莫贵于义’为宗旨,其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以其所为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后世衰微,却也为鲁人所熟知。因而鲁人重义轻利、替天行道、以武交友等渐成风气。且盗匪为聚拢人心,最重义字,以致有人振臂一挥,便从者如云。”王应麟言道。
“此外,鲁地乃是百战之地,民间尚武。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以隆技击著称,《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我朝王禹偁所撰之文《济州龙泉寺修三门记》也称山东巨野:民俗犷戾,揭竿啸聚,率以为常。因而民间尚武好斗,任侠以武犯禁,也助长了此风。”
“原来如此!”赵昺的嘴角不由的抽了抽,这墨家思想精神为齐鲁人重义犯禁提供了思想屏蔽,尚武习气又助长了‘盗’文化的盛行,无疑是强盗屡出的直接支撑。
“属下以为鲁地多寇主要还是因为灾荒所致!”庄公从接言道,“以属下所知,山东之盗鲁东为少,而多起于鲁中和鲁西。而因鲁中和鲁西百姓皆以农耕为主业,但是洪水、涝渍和干旱灾害都很频繁和严重。另外鲁地人口较为稠密,多为万户以上大邑。每逢大灾,便要出现大规模饥荒,一旦官府赈济不利,百姓要么流于异乡,要么就只能群起为盗。”
“嗯,此乃是正解。近几十年来,黄河频繁成灾,加上蒙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盗寇蜂起也就不为怪了。而当下蒙元战败,我军刚刚收复海州,各方对此地控制薄弱,他们乘虚而入便也顺理成章了。”赵昺点点头道。而对于为何此次袭击海州的盗寇多骑乘骡马也有了答案。
山东是近现代的称呼,古代多称为齐鲁之地。而学过地理的人都知道,山东山河交错,地形极为复杂,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造反。山东省丘陵极多,特别是鲁中,丘陵密布连绵不断。胶东半岛次之,鲁西最少,以平原居多,虽然山势连绵,但山与山之间交通孔道非常多。另河网交错、湖泊密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盗贼窜伏。这种地形下,极易土匪和强盗往来,给官军进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首先官军若是以大部队追捕盗贼,盗贼船小好掉头,能够迅速利用低矮丘陵四散躲避。毕竟山头都不高,翻越一个五、六百米的山头也就在几刻钟之间。如果骑马,山路不陡,更能迅速逃跑,若山脊线平缓,山谷宽可行马。如果从山侧越关,人甚至可以骑马行进。
其次,盗匪起事之初人数不多,能胜则战,不胜则退,散入丘陵山区,大部队追捕极难。即使化整为零追上了,又无形中削减了数量优势,剿杀很难取得胜绩。这种情况,决定了山东盗贼在交通方式上更多依赖马,以提高机动速度。马越多,名声越大,留给官方和民间的印象就越深。
形势之需,迫使山东盗不得不到处购买抢掠马匹,而来往于多省之间,无疑要借助马力,以作流窜之用。且马贼来去如风,极难追捕,故而山东马虽然不多,但一旦被盗贼搜罗到马并发展成马队,极易造成响马横行的假象。一来二去,各处盗匪竞效仿,响马之名,也渐渐闹了出来。
此种类似于游击战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赵昺记的清朝赫赫有名的僧格林泌在剿灭山东捻军时,就是被装备了战马的捻军一步步拖垮,诱入埋伏圈而战死的。当年在琼州之时,他也曾教授闽广的盐枭和义军以此战术对付元军,逐步发展壮大,为夺取江南打下基础。
而今自己面对流窜入境,往来如风的鲁寇轮到赵昺头疼了,要想剿灭他们就要跨境追击,必然会引发与蒙元间的战斗,尤其是在这敏感的时期。但盗匪们在却不管你是谁的地盘,他们利用边境的间往来躲避追剿早已习为为常。且盗贼也往往互相勾结,散则为民,聚则成匪,有发财的机会还能联合作战,很难于扑灭。
可更令赵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有大股的海匪存在,要知道他们平时流窜于湖泽之间,使用的皆是灵活的小型船只,其是难以抵抗海上风浪的,使他不得不怀疑海匪是另有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