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皇帝为何坚持保留大量的公田,应节严对其中的内情是十分了解,也可以说受到了自己的影响。他受命教导小皇帝,传授治国之道,王霸之学,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变革自然也是讲授的重要内容,以期从中获得启示,吸取教训。
开始时还是应节严讲解,小皇帝聆听,但是不久就变成了师徒之间相互争辩,到了后来就成了师徒两个相互探讨,共同进步了。因为他发现小皇帝对于历史的变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推翻了历史上已成共识的定论,而其的论点让应节严也常常觉的眼前一亮。
‘公田法’本是南宋末丞相贾似道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变革,但却招致了朝野的反对,被视为弊政,并认为是导致宋朝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小皇帝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公田法对于稳定国家财政,解决军粮供应及减轻百姓负担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只是由于推出的时机和方式不对,才导致结果适得其反。
首先,当时朝廷的财政由于连年的战争已经趋于崩溃,而应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饮鸩止渴的滥发会子,一是竭泽而渔的仰仗和籴。导致纸币贬值,物价攀升,军费短缺,财政税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设想是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
但是赎买田产要大量的资金,而在财源枯竭的情况下,所需的资金就只能靠增发纸钞,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却加剧通货膨胀。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
小皇帝以为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所谓的“可平物价”,更是违背了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普通百姓头上,引发了基层人民大范围的不满,影响了统治的基础。
其次,公田法赎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然而这个法子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把那些士人、大地主们得罪的厉害了,因此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以致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
再次,在推行公田法中,操作上用人不明,方法不当,实际上把公田法的推行变成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所以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租额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租额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但补偿的并不是现钱,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贬值无用的会子。
此外,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
但是公田法实施时间虽短,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大宋又赢得了一丝苟延残喘的本钱。即便淳祐帝宣布废除公田法,将公田归还给原来的田主,以期望这些豪强能够感恩戴德,帮助朝廷抵抗蒙古。但因为军事局势的危急和财政困难,“饷军方急”,打算再收一年租税再还,结果并没有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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