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首先自然是大唐那一言难尽的天家伦情。终唐一世,并不是没有明君,也并不是没有贤能的太子,但在这皇位传递的过程中,却鲜有太子能够顺顺当当的继位。
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是他们李家人全都天生反骨,不走一遭玄武门便不是真好汉,主要还在于外部因素的干扰实在太多。
盛唐以前,太子这个储君可不是什么样子货,本身便有着一批自己的官属甚至是军队。而在君权至上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存在对于皇权天生就有着极大的威胁,哪怕父子也不例外。
像李潼他爷爷高宗皇帝,哪怕是疾病缠身,都不放松对儿子们的管控约束,这也给他奶奶弄权提供了条件。
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太子的地位与权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压缩,甚至于形同软禁,但这一根本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俟有了摆脱父亲控制的机会,太子李亨即刻便拍屁股走人,与父亲分道扬镳,让玄宗荣升太上皇。
中唐以后,就连皇帝本身的权力都遭到了极大的制约,太子处境就要更悲惨,完全成为太监等政治势力奇货可居的目标与筹码。
李潼对此也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思路,包括后世看来比较稳妥的秘密立储,对他而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他长子即是嫡子,只要不是嫡长继位,任何骚操作都难免引发政治上的动荡。
之所以并不急于立储,主要还是出于对儿子与其他家人们的保护。一旦李道奴正式成为太子,所面对的人事关系要更复杂,这远不是一个心智仍未成熟的少年能够处理好的。
而且就算李潼有关爱儿子的一面,但他身为一个皇帝,同样不容自身的权威被瓜分太多。如此要么就是与儿子颇有意见上的碰撞矛盾,要么就学唐玄宗,把儿子当猪一样软禁养起,限制其自由,不给任何权力。
想到这一点,李潼便有些开心不起来,希望这一天能够晚一点到来,起码给儿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从容快乐的少年成长时间。起码在李道奴十五岁之前,还没有初步形成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情况下,他不会考虑册立太子。
抛开这一点闲计,在同姚元崇与张仁愿这两名最重要的宰相达成意见统一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政事堂其他几名宰相,包括一些在朝三品要员,在之后几天时间里,也都陆续得到了圣人的召见,被告知事务相关。
众人对此态度虽然也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能够求同存异,并没有强烈反对的情况发生。
在与朝中重臣们意见统一后,李潼便又开始进行相关的人事调整。
政事堂中,姚元崇与张仁愿都是作风强势之人,李潼在京的时候,可以压制着他们各司其职、彼此互不干涉。可李潼若是离京,单凭太皇太后、未必能压得住他们。
毕竟此一时彼一时,武周一朝武则天可以对宰相们手拿把抓,到了开元新朝则就很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也为了保证国中军政大计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李潼便将张仁愿任命为东都留守,着其前往洛阳,总督军机相关的人事钱粮调度,而以姚元崇留守京中。
这样的安排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京中真有什么险恶大事发生,李潼在陇右自是可以统率大军杀回,而张仁愿则就可以在洛阳召集中原人马,东西合击、消灭掉一切不稳定因素。
至于政事堂宰相们,刘幽求与王方庆确定跟随圣人一同赴陇,刘幽求负责协助圣人处理并传达军机命令,王方庆则以尚书左仆射处理各种传递行在的政务事宜。
除此之外,王孝杰也会跟随同行,当然并不是作为统兵大将,而是他眼下所担任的鸿胪卿与理蕃使,负责外交上的人事接洽。
至于留守京中,则就由岐王李守礼与燕国公黑齿常之为内外军事长官,统领京中禁卫人马,负责大内与京城的治安维护。
在朝中人事调整进行的同时,各种年节典礼也在如期举行,圣人与太皇太后频繁的现身于各个典礼场合之中。大多数朝臣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毕竟圣人对太皇太后孝情深刻也是人尽皆知,往年也常有这样的情景发生。
而朝臣们正式得知朝廷这一惊人的安排,则就是在安西大都护唐休璟入朝、并率西域诸邦国酋首入贺新年的典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