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记载还是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先秦史籍的记载,到底要用何种态度对待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
以及究竟如何确定明确的年份。
这些争论持续很久,且越发激烈,从洪武三年争论到洪武四年年中,最后被苏咏霖叫停。
“这次华夏纪年法的确立,主要讲究一个真,讲究一个准,我们要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将最真最准的纪年颁布出去,这是要传于后世且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不能以你们個人的好恶作为准则。
我说过,纪年的同时,需要有非常明确的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作为补充和作证,让全体国民都能清晰明白的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华夏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修史,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还要让人们知道今夕何年,他们活在什么时候,让他们有一种真真实实活着的感觉,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就过去了。”
苏咏霖训斥了争论不休的史官们,然后亲自拍板做出决定,以目前所能确定的最早的确切纪年——西周共和元年作为华夏纪年元年,以此作为锚点,向后展开,记录历史,梳理年份。
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国史司史官的不认同。
他们觉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为华夏元年,岂不是等于否认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固然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周公辅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夏商周三代,还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类的,这些都不算数?
苏咏霖对此的解释也是否认的。
苏咏霖认为这个华夏元年的锚点可以是暂时的,他选择共和元年作为锚点,不过因为共和元年往后的历史有迹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争论不断,怕是争论个十年八年也没有结果。
那还要不要梳理华夏历史大脉络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将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进行梳理,将这段从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间的历史给整顿出来。
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顿,搜集古代典籍,进行慢慢的梳理,争取将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给梳理出来。
等确切的梳理出来之后,有了充分的佐证之后,就可以将华夏元年的时间往前提,则后来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顺势往前移。
到那时候就是简单的加减法了,因为之后的年份是确切的,没有争议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要让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重见天日,公告天下,让大明子民悉数知道我们华夏的悠久历史传承,而不是将神鬼之说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投入精力调查,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汤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启继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调查的事情。
在调查清楚之前,可以以个人身份对历史作出假说,你们也可以用个人身份著书立说,提出假说,表达你们自己的意见,可是作为大明国官方,是不宜将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发天下人对历史的误解。”
在会议上,苏咏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看法经过内部讨论之后,得到了国史司的一致认同,于是国史司以此为标准,定下了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修史的原则。
即不以一朝一代历史为重,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夏脉络当中的历史。
不仅要把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整顿清楚,也要竭尽全力将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调查清楚,复原真相,揭开迷失岁月的真面目。